春天里的瞬间：玉钱趣谈

玉钱趣谈

春天里的瞬间

中国古代的货币，在春秋战国金属货币通行之前曾以珠玉为币，《管子.国蓄篇》说：玉起于番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

至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平淮书》中称：黄金以溢名，为上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由此可见，此时的玉已经不再作为真实货币使用，它的主要功能是“器饰宝藏”，即玉饰品或把玩收藏之用，是另一种财富的象征。

汉代玉钱的考古实例有陕西西安明珠花园西汉墓出土的玉钱，仿铜钱形式，肉好无郭，无文字和纹饰，无使用痕迹，也没有精修细琢，显然是以一枚汉代厌胜玉钱充作冥钱使用。

自南北朝至隋代，玉钱作为厌胜钱仍长期存在，考古发掘时有发现，仍为仿铜钱形式，但有的已刻有简单纹饰，多为仿当时铜钱式的“四出”纹饰，或刻有厌胜文字。北京市昌平区清河绒毯厂外窑堆出土的六朝玉钱，直径2.5厘米，白玉质地，钱郭微隆起，以楷书凸刻“野游重光”“疾疫鬼名”，显然是一枚厌胜玉钱。

唐代玉钱出土较少，比较著名的是唐代雷峰塔地宫出土的“开元通宝”玉钱，仿铜钱形式，直径2.5厘米，隶书阴刻文字，穿、郭加工精细，显然这是佛家信徒供奉的随身佩戴、把玩的厌胜玉钱。《唐六典》中亦多次提及“玉币”，凡祭祀、帝王殡葬均用“玉币”，根据《周礼》，这里的玉币应该指的是壁、圭、璜、琥等“六瑞”。

唐代之后的辽、宋、金各朝均有玉钱，特别是辽、宋两朝，玉钱更为流行。《辽代玉器研究》中列出库伦旗辽墓M3出土玉钱一例，经笔者查阅考古发掘报告，证实这枚玉钱实际出土于库伦旗辽墓M4，为仿铜钱形式，肉好皆有郭，无文字与纹饰，直径2.3厘米，白色玉稍含杂质。

义县清河门辽墓M1出土一枚琥珀钱，深黄色、圆形方孔，肉好皆有郭，无文字与纹饰，直径1.6厘米。朝阳天宫地宫亦出土玉钱，白玉质地，素面无文字，直径1.2厘米，厚0.15厘米。据大安十年（1094年）悯忠寺石函上铭刻僧俗布施的器物，玉器中亦有玉钱。可见，辽代玉钱作为厌胜钱使用的比较普遍，结合发掘报告可以确认这些玉钱多是辽代高等级贵族随身悬挂的小配饰之一。

宋代的玉钱使用更为普遍，盛行所谓“洗儿钱”、“撒帐钱”，宋代《铁围山丛谈》，元代《钱塘遗事》及《东京梦华录》等书均有记载。宋代皇族、高级贵族、富商在婴儿出生第三日举行“洗三包儿”礼，以金、银、玉、犀、象牙、檀木等材料制成钱广赠臣下、亲友。这种玉钱一般刻有“食禄万钟”等吉语，但目前尚无考古发掘实物。江西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夫妇墓出金镶玉钱，直径5.8厘米，厚度0.4厘米，显然是一枚陪葬冥钱。

金代亦有玉钱，除了受宋文化影响制作汉字吉语玉钱之外，还以本民族常用文字制作玉钱。《清波杂志》有载：宋徽宗宣和六年，即金太宗天会二年，金太宗生辰，宋使卫肤敏往贺金主生辰，金主“别赠使介各一玉钱，戎主即宴，（宋使）离席躬奉之，左右传观，皆惊愕太息。钱之制，如今之大者，其文皆番书不可识。”金太宗天会二年，当时女真大字初制而女真小字还没有出现，加之又是生辰赠与使臣，可推测此玉钱仍然采用仿铜钱形式，刻的文字应该是当时女真人常用的契丹文字，并且是枚厌胜玉钱。

自元代至明清民国，玉器的世俗化更甚，玉钱在官方、民间大量使用。南宋龙大渊曾赦编《古玉图录》，后已佚失。

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时自民间征集抄本《古玉图录》因质疑系伪作而未采用，而此书所录古玉钱41种，可作为明清时期玉钱式样的参考。

清代皇家用玉钱均按其典制，凡制作皇室玉宝玉册，页边均用黄绫包镶，每份玉册附有刻满汉文“天下太平”玉钱一枚，直径二寸，厚六分、孔方五分，栓于用来缚系的黄丝绳上，由清宫琢玉良工之手制作。

同治帝玉册附玉钱直径7厘米，厚0.9厘米，玉钱两面分别刻满文、汉文，楷书凸刻“天下太平”。清孝慈高皇后玉册（清太祖福晋）所用玉钱直径7厘米，厚1.1厘米，用满文、汉文，楷书填青浅刻“天下太平”。（现藏沈阳故宫博物院）

民国时期钱币收藏家方若（方药雨）在《言钱补录》中认为玉钱：今也不乏实物，又多任意碾成。文字上而“半两”“五铢”，下而各年号以清为多，配饰更无疑问。又提及：近得一类似碧玉之“光绪通宝”，背“天下太平”。虽质地不坚，书体摹似自然，置诸铜铸品中，几莫能辩。方若的见解是对清代晚期及民国时期玉钱极为形象的描述，有些玉钱制作极精，且广泛作为当时的配饰使用。

就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可以认为玉钱这一品种是由汉代铜制厌胜钱发展而来，早期形制简朴，自六朝时期加刻吉语，唐代开始加刻年号，宋代至明清形制变化更多，如“蝠抱玉钱”“玉双钱”“九钱连珠”等等不一而足，所刻吉语也多为民间喜闻乐见的祈福词语。

清玉星月图“五铢”钱《执玉》资料（王建军著）

清玉龙凤纹“正德通宝”钱《执玉》资料（王建军著）